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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好还是西餐好?

——解读王澍及其作品

普利兹克奖第一次在中国评奖,中国建筑师第一次获得普利兹克奖,中国的建筑师第一次被聘为该奖项的评选委员,三个第一,标志着中国的建筑界受到了国际上的重视和认可,这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一件大喜事。

王澍,这位年仅49岁的青年建筑师成了本年度普利兹克奖的风头人物,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召开的普利兹克奖获得者的论坛会上。扎哈·哈迪德、弗兰克·盖里、格伦·马库特和让·努维尔等人先后登上主席台,王澍上穿青色中式大褂,下穿黑色西服裤,足登牛皮鞋,带着王澍式的自信登场,一如他的为人和他的作品一样,中西合壁,不中不洋,颇引起我对此人要进一步认识的兴趣。从他在论坛会上回答的几句话,对当今的建筑界所持的否定态度,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很有个性甚至自负有点张扬的西人风格,表面上又带有儒家的几分矜持几分禅味的学者。查阅一些有关他的个人资料,看了看他已建成的几个作品,才对他有了初步的认识。

王澍毕业于南京工学院,l985年取得硕士学位,2000年获同济大学博士学位。他所受到的是现代主义建筑教育,从他已建成的作品不难看出,他有着扎实的现代建筑的设计功底。“当大家拼命赚钱的时候,我却花了67年的时间来反省。”67年长时间的思考,他琢磨出自已应走的道路,那就是“重返自然之道”、“重建一种当代中国本土建筑学”。说白了,他在探索江南的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问题。

传统建筑和建筑的传统一直是中国甚至是世界建筑界不断探索也是不断引起争议的大难题。问题起源于20世纪初德国出现了鲍豪斯学派,在密斯凡德罗、柯布西埃等人的冲击之下,所谓国际式的建筑形式,在欧美各国得到疯狂的推广和传播,使得一些后进的国家产生本国文化会被取代的危机感。于是墨索里尼时代的意大利有了罗马新城的土洋结合的建筑;日本明治维新前提倡“和魂汉才”是日中建筑的融合。后来中国落后了,改为“和魂洋才”,转向西方。早年的日本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少高水平的建筑师和颇有影响的有“和魂”的建筑佳作。中国几十年中,有不少有为的学者,如梁思成、杨廷保以及岭南的夏昌世等人,也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探索。那么王澍又是怎样做的呢?

前不久我参观了宁波博物馆,抱着一探究竟的心态去看看江南水乡的风韵如何在超大型的建筑中得以体现。

走近博物馆入口,是一个大水池,水池从南到北直穿入口架空的灰色空间,池边设有桥,跨水将人们引入博物馆大门。设计者一改大型公共建筑过分突出入口的旧习,采用较为隐蔽收敛的手法,新颖、老到。

入口灰空间的西侧,设有一天井,直通顶层,天井四壁是U型玻璃幕墙,似乎有一种江南民居小天井的联想。

接着进入大厅,大厅是一个矩形,斜置的自动扶梯直上一、二层之间的夹层,再由另一部自动扶梯直达二层展厅。交错的扶梯、水平的栏杆、动态的人流,使得入口大厅充满了动感。而那面积不大的夹层,显然使得大厅空间流动起来,以动态的线条(自动扶梯)打破横平竖直的僵硬,利用夹层的过渡,形成一系列的流通空间。在夹层的顶部,留出采光口,光影斜照粗犷的竹模混凝土墙面,与平滑的钢材部件形成强烈对比,其视觉效果令人震撼。

二层各展厅之间的公共空间,从天井玻璃幕墙照射出的淡蓝色光线,导向着人们“游园”顺序,由金属拼出的图案构成的天花,半遮半掩地悬在屋顶,与由斜墙构成的公共空间一起,组成十足的现代建筑空间。为此,我不得不对王澍具有的娴熟的现代建筑设计手法而由衷地感服。

王澍在他的创作手记中曾这样描述:“在约4.35万平方米的用地上,建造3万平方米的建筑,模仿苏州园林的格局显然是不行的,我也无意这样做,我决定造一座山”。正如许多建筑师一样,总是把自然界的一些形象,如蝴蝶、大象、鲸鱼甚至恐龙作为建筑外形的设计元素,有的做得十分具象这是一个不足取的误区,如果只是将它作为触发创作灵感的一种因素,倒是一个不错的途径,所以王澍的“山”也好,有人说航船也罢,都有些牵强之嫌。

宁波博物馆的设计是采用了打破单一基本元素的综合构成法,建筑块体追求立体架构上的处理。王澍独创的“瓦片墙”是由几十种旧砖瓦加以材料上的重构手法,在多种元素的重构之中,他又以竹模混凝土与之交错,甚至是“互相纠缠”的衔接方式,从而使立体构成充满了材料的肌理和色彩的变化。我们知道,材料的肌理分视觉肌理和触觉肌理,前者是平面的后者是由物质材料构成的,可触摸的。王澍的外墙设计两者兼备。

另外,王澍观察旧建筑拆除之后,在另一幢的墙上所留下的残痕,他发现了它的残缺美,并在立面设计中加以运用,说明他是一位有很深的美学修养而且做事十分上心的人。

无论是材料肌理的运用还是墙面的多样,这种多变的元素累积在一起,会使观者产生不同心理反应。“瓦片墙”也会勾起江南父老们罗曼蒂克的怀旧情绪,或者令远方的游子带几分乡恋和乡愁?王澍的“顽”,在这里得以充分的展现。

可以这样说,王澍除了建筑内外装修是有创意的手法以外,宁波博物馆就是一幢大家所熟知的典型的现代建筑,与大家宣扬的苏州园林没有多大的关系,而他的另一幢建筑,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却是与园林有关的。

象山校区建筑的布局,几乎是采用无序的规划手法,单体之间以两层和三层室外连廊串联起来,连廊在搂层间串上跌下,不时穿向室内与室内走道或交通厅连接,形成内外时断时连,时进时出的格局,王澍在这里确实痛快地耍了一把游龙的情趣,很难判定这种做法在功能上是否必需,却有着个性上的充分表露。当然,有时玩过了头,连廊上下打架,管理者不得不在多处挂上“小心碰头”和“此路不通”的牌子,像这样不以人的尺度进行设计还有很多,败笔不断,可能是有些大牌不可避免的毛病吧。

教学楼南向外墙的遮阳板,是以型钢作支架配以青瓦做成,层层叠叠,虽略显粗笨,却有江南屋檐的韵味。在参观过程中,不时能见到被王澍称之为“太湖屋”的东西露出墙外,甚至在天井中也不断地出现,令人在“能指”与“所指”间来回捉摸。太湖石在园林规划设计中,起点景或阻隔视线、美化环境、衬托景观建筑等作用,它是奇特的、纯自然的造型,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抽象雕塑。王澍将它加以抽象化、图案化并运用到建筑设计中,的确是一个创造,但天井中的“太湖屋”内设楼梯很是勉强地占据天井之中,比例尺度也欠考虑。还有,教学楼的入口门厅,通常由一单片墙与建筑内墙组成,顶部下垂一漏斗状混凝土构件,似有模拟向内四坡的江南天井?又不像是,同样令人在“能指”与“所指”中难以“确指”。记得我在法国参观了曲米的拉维莱特公园,那是他“解构主义”的成名之作,几十栋称之为“浮列”的东西以120的矩阵布局,那种似建筑又不是建筑的物体,看了之后,不知所措。解构主义者总是采用犹说而止的手法,留下一堆问号,让观者去猜想,并以此作为他设计的补充,王澍是否也在步曲米的后尘呢?

为了外墙具有时代风格,王澍在外墙上有两种类型的挖洞方法。一种是带有他自已风格的任意形状,无序甚至无道理地布置在墙上。如果从室内再度来看这些无规则的洞口,真有点令人哭笑不得的尴尬。另一种挖洞法在宁波博物馆外墙的设计中也有大量的使用,这种构成法起源于19世纪俄罗斯艺术家陶爱斯保的抽象画“俄罗斯舞蹈的韵律”。后来密斯·凡德罗受其影响在他的设计中加以运用和推广,在当今世界的时髦建筑中,也有这种构成法的身影,不过前辈比今人做得精细得多。

王澍在象山校舍设计中,同样采用了大量的旧砖瓦,创造了“瓦片墙”也创造了瓦片做的屋顶,不仅是引起人们对江南景物的怀旧情绪,同时也是当今绿色建筑所极力推荐建材复用的主张。遗憾的是象山校舍的部分屋顶,旧瓦片竖直罢放在屋顶结构层上,防水保温层当然在它之下,无形之中,屋顶凭空增加很大的十足多余的重量,为了达到重复使用旧建材这一引人注目的愿望,作出如此大的牺牲,值吗?!何况屋顶排水设计有问题,天已晴,瓦屋顶的竖缝中的水仍往下流,檐口无天沟也无滴水,结果可想而知。再看一下总体布局,希望从中能学到王澍是怎样与江南园林结合的,半天下来不知所云。中国的园林艺术,最大的特点是人造一个自然景观并加以浓缩,园林布局是以景为主体,而园中建筑只占次席,是单体建筑设计群体组合的布置方式,组合中,多以曲廊、敞厅、小桥、亭台和绿化串接,园林小中见大,建筑玲珑别致,与超大型建筑无关,在他的设计中并未见到他想要的结果。无独有偶,前不久,我拜读了贝聿铭先生的苏州博物馆,贝氏对苏州园林艺术的认知,绝对在国人之上,他采用最现代的建材做出江南传统建筑的神韵,令人叹为观止。王澍曾说:“这些年我主要的工作就是试图通过一些示范性的创作,能让大家看到,我说的中国人文价值观,建筑应该是如何做的,城市该是如何做的”把这句话放在贝聿铭先生的嘴上说是不是更为得体?

王澍的探索是在超大型建筑中融合本土化的难题,在众多人的创作中他只是其中的一支,人们可以从许多支的设计中寻求不同时代的特征,可以找出固体历史所叙述的不同的故事,它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不要轻易肯定,也不可以随口就否定,城市设计也不存在着领袖,也不会有不变的“示范”,每一位哪怕是伟大的建筑师,都将毫无争议地浸没在这城市建设的长河之中。王澍的“本土”也不例外。我相信,建筑语言的表达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但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上是一致的,只要你设计得好,不管你是中国猫还是外来猫,我们都一概欢迎!一枝花再好,也不能撑起整个城市。

普利兹克奖的人选,近期多是另辟蹊径的弄潮儿,王澍放下儒者的姿态,勇敢地加入到“不按套路出牌者”行列,实在是可喜可贺。王澍是有真才实学的建筑师、学者和教授,但不是完人,就像其他走在前面的建筑大师一样,他们提供了建筑的一些新观念,新的建筑艺术取向、超前性和探索性,但要清醒,走在最前的不一定是最好的。要学会欣赏别人,扎哈曾说,能欣赏别人也是要水平的,不知王澍作何感想。

对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邦或者说同质化与异质化的问题争议不断,在我看来有些多余,中国几十年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度进步缓慢,宝贵的时间都花费在“是中餐好还是西餐好”的争论上,造成建筑界“空间资源紧缺和时代语言的缺失”(沈金箴《更加国际化的建筑,更加开放的中国城市》)。作为国际级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需要一种新的理念来引领城市建筑业的发展,以新的设计手法来体现中国城市的精神和走向国际的雄心。我们的视野应注目于国际,并以全球化的设计理念加以支撑。国际化从来不排斥本土和地域的特点,王澍的探索只是多样化中的一支,过分强调本土的特点,而且挖掘的只是表皮,会阻碍建筑艺术的前进步伐,何况一个城市的形成是千百年的发展史,它不是某一个人,也不会是一个时代的人所能形成的。城市没有作者,城市饱含着多元化所铸成的物质文明,是经过上百年、上千年逐渐形成的。

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问题多少人也在探索,永无止境。因此王澍要走的路还很漫长,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中,个性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得以充分地发挥,西方的建筑艺术界则以独辟蹊径为荣,甚至故意与已有的规则反其道而行之,对待事物非此即彼,毫无过渡的意思。中国讲究不愠不火的中庸之道,即使是对异质文化,清朝书法家孙过庭也总结出“违而不范,和而不同”的观点,“和”即为对立的统一,“同”是单一的抽象统一,指的是中庸。传统的中国不排斥外来的东西,都可以融合统一,折衷一直占着上风。可见,东西方所遵循的哲学不同,建筑师所持的设计理念必然有着不小的差异,于是这个世界的建筑必然是多维的,多样化的。不少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包括扎哈·哈迪德、库哈斯·盖里也包括王澍在内,都在自已的领域中不断地探索。他们至今活跃在建筑界,成绩斐然,他们存在,就有能够存在的理由。王澍既然承认当前建筑界是多样化,那就没有理由否定当今的城市建筑,贬其为“垃圾”。

中国地大无博,建筑师多如牛毛,只有王澍冲出国门迈入国际,领取建筑最高奖项,其原因是他具有西人式的不羁和任性,有不安于现状寻求革新的气概,有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勤奋好学不惧劳苦的品德。他有资格获得荣誉!记得有一位学者,名叫萨尔·都普瑞的说过:“如果你踏着别人的脚印走路,你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而我们是属于走路不留痕迹的人,他们是在创新,我们只是在求温饱中做设计,个中不难悟出:一种是伟大,一种是平庸……我想。

2013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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